2014年春，欣聞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將在山東濟南舉行，并且已開通網(wǎng)上注冊，馬上行動，我的注冊號的是c-0008，是較早注冊的參會者。

2015年8月22日下午，我們乘火車前往濟南，車上大多是中年漢子的乘務員，對每位乘客都稱呼：“老師！”在未踏上齊魯大地之前，便領略了孔孟之鄉(xiāng)的禮貌。車到濟南，乘接站車到達會議舉行地山東大廈進行注冊，在寬敞宏偉的大廳，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歷史學家都在注冊，看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果然名不虛傳，還沒有正式開幕，國際氛圍就已凸顯出來。

8月23日下午，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山東會堂正式開幕！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宣讀了習近平主席的賀信，并發(fā)表重要講話，充分表明國家對此次會議的重視。文藝演出環(huán)節(jié)，百人規(guī)模的山東大學民族樂團演奏了中國特色濃郁的樂曲，在《大宅門》中，大量運用京胡元素，使人領略了京腔京韻的高亢遼遠。主題演講開始之前，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主席瑪麗亞塔·希耶塔拉提議全場起立，為被極端武裝“伊斯蘭國”殺害的敘利亞考古學家哈立德·阿薩德肅立默哀。在風云變幻的現(xiàn)代世界，歷史學家并沒有置身世外，而是為我們守望著文明，誠如2015年1月22日，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新聞發(fā)布會的布告所言：History, our past and future，即，歷史：我們共同的過去和未來。

本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演講主題是：自然與人類歷史。意大利佛羅倫薩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安德里亞·賈爾迪納在“羅馬世界的帝國主義、經(jīng)濟及生態(tài)”的主題演講中，引用古羅馬博物學家老普林尼《自然史》中的話：“山是大自然自己出于牢固維系地球框架而做出的內部零件，與此同時，也使她制服了河流與大海的暴力，大自然用自己做的最堅硬的物質去遏制她最不安分的因素，而我們去開采這些大山并心血來潮地運走它們……”，令人深思人類活動與自然秩序之間的關系。塞內加爾謝赫·安塔·迪奧普大學馬馬杜·法勒的主題演講“自然和歷史：一種非洲本土世界的建構”，使人聯(lián)想起《獅子王》中廣袤遼闊的非洲土地。中國人民大學夏明方在“尋家之旅：人與自然的生態(tài)聯(lián)姻”中，借用元代著名書法家趙孟頫與妻子——著名女畫家管道升的愛情故事，“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來形容人與自然的悲歡離合。晚上，規(guī)模宏大的歡迎晚宴在山東大廈金色大廳和南郊賓館藍色大廳舉行。

8月24日白天，大會分為“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和“書寫情感的歷史”兩個主題會議舉行，我參加了后者。會議的召集人來自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fā)展研究所情感史中心和澳大利亞西澳大學情感史高級研究中心，看來對國內學者稍感陌生的情感史，在國外已發(fā)展的較為成熟。巴黎高等師范學校Laurence Fontaine的“歐洲近代早期的情感經(jīng)濟”，杜倫大學Andrea Noble的“在墨西哥感受法則：殖民語境下的哭泣”，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fā)展研究所Benno Gammerl的“塑造了同性戀者身體的愛情？20世紀的視角”和捷克帕拉茨基大學Radmila ?va?í?ková Slabáková博士的“自我文獻的情感與記憶：從來往信件到口述歷史”，使與會者體味了情感史的多重維度，特別是Slabáková博士提到的ego-documents，令人印象深刻，她以日記、信件和口述記載為研究對象，抓住其中的悲傷、痛苦等感情，揭示出記憶情感是一個建構的過程。牛津大學出版社參加了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文化展示長廊，其中就有2015年剛從德文被譯成英文的Jan Plamper的The History ofEmotions: An Introduction，由于與該主題會議的議題極為相關，我就購買了此書，粗翻此書的圖片，有小布什流淚的照片，看來即使細微的情感變化，也進入了情感史捕捉的視野。國內學者熟知的西方史學史研究者、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王睛佳也在2015年8月23日《光明日報》第6版發(fā)表“當代史學的‘情感轉折’”，介紹了情感史在西方的發(fā)展概況。后來，在會議茶憩，我又碰上Slabáková博士，我向她展示了我剛買的TheHistory of Emotions，她說她已經(jīng)看過這本書了。我問她：情感史研究與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研究有什么區(qū)別？Slabáková博士說：弗洛伊德主要研究的是夢境，對情感史研究很有幫助，但是現(xiàn)在情感史研究已有多種路徑進行探索，不僅僅是夢境了。我接著問：博士，您在研究中使用了著名人士的日記，那么您會不會也使用身份較低人物的“自我文獻”？Slabáková博士回答道：由于著名人士的文獻保存較多，所以在研究中會首先關注，但是身份較低人物的文獻也會在情感史研究中運用。會議結束時，竟與Slabáková博士再次相逢，衷心感謝她耐心細致的解答。

晚間會議的題目為：“價值的轉變與轉變的價值：口述史中全球視野下的社會變遷”，芬蘭議會圖書館議會口述史檔案館Joni Krekola的“內部代議制民主：芬蘭資深議員口述史訪談的特色”令人印象深刻，芬蘭資深議員口述史訪談項目針對剛離職的議員，訪談人數(shù)眾多，不僅對歷史研究，而且對現(xiàn)實政治都有所裨益。

8月25日白天，大會依然分為兩個同時舉行的主題會議，分別是“世界史中的革命：比較與關聯(lián)”和“歷史學的數(shù)字化轉向”，我同樣參加了后者。很高興聽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Adam Kosto的演講，因為他演講的題目是“數(shù)字發(fā)展：中世紀歐洲外交史料”，正好與我的專業(yè)相關，而且本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中世紀史學家，并不多見。Kosto教授講述了他對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外交史料的數(shù)字化處理，數(shù)字化處理之后，能發(fā)現(xiàn)些新的問題。在提問環(huán)節(jié)，我問道：教授是否熟悉中世紀早期英格蘭史料的數(shù)字處理狀況？比如Anglo-Saxon Charters和Domesday Book；歷史學的數(shù)字化轉向是為了保護文獻，還是為了更便利地利用文獻？抑或對文獻進行數(shù)字化處理之后，能有些新的發(fā)現(xiàn)呢？Kosto教授以自己熟悉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外交史進行了回答。羅馬大學的Silvia Orlandi教授對我的問題進行了補充回答，她說：歷史學的數(shù)字化轉向兼具三個目標，即保護文獻，更方便地利用文獻，以及發(fā)展新的問題。Orlandi教授演講的題目是：“古希臘與拉丁文銘文歐洲網(wǎng)絡數(shù)據(jù)庫（EAGLE）：數(shù)字時代的古老銘文”，非常感謝她的回答。會后，我與Kosto教授聊起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他向我推薦Carol Symes教授的A Common Stage: Theaterand Public Life in Medieval Arras，說此書對public space有獨到見解。在本場主題會議舉行期間，總有一個高大威猛的歐洲男士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對檔案的數(shù)字化提出自己的看法，可是等會議結束時，就找不見他了。

晚間會議的題目是“全球范圍內推動數(shù)字化的歷史”，由意大利歐洲大學研究院的Serge Noiret教授主持，他兼任國際公共史學會主席。發(fā)言人是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Patrick Murray-John，他似乎是本次國際史學大會上唯一一位長發(fā)披肩的男士。在白天主題會議上頻繁提問的那位高大威猛的歐洲男士，也出現(xiàn)在晚間會議，他照例也提了問題，只是會議結束時，被我截住了。我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向他說明檔案數(shù)字化的優(yōu)點，他也承認檔案的數(shù)字化確實有助于便捷地利用檔案，但是電子化保存檔案比只保存紙本要昂貴的多。進一步了解后，才知道這位威猛先生竟是挪威卑爾根市檔案局局長Arne Skivenes先生，他有一個好聽的中文名字：史為案，這也和他從事的工作非常貼切。史為案先生會用中文讀自己的名字，也會幾個簡單的日常用語，但是聽不懂別人用中文說的話。史為案先生是大會的積極參與者，在多場會議上，都能發(fā)現(xiàn)他的身影。

8月26日、27日和28日，是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專題會議、聯(lián)合會議、圓桌會議、特別會議，以及國際歷史學會附屬組織會議和直屬組織會議的時間，大會每天被分成40組以上，就廣泛的議題展開了討論。26日上午，我參加了第14場專題會議，其議題是“在放逐中書寫歷史：結構、議程、個性”。我的目的是拜會一下意大利東皮埃蒙特大學Edoardo Tortarolo教授，他是南京大學一位博士同學的國外聯(lián)合培養(yǎng)導師，這位同學讓我問一下教授，他在中國是否需要幫助。Tortarolo教授說他已經(jīng)適應大會的安排，非常感謝我們的好意。與教授告別后，我又到第一場專題會議“書寫行為與書寫文化的歷史”去旁聽，但是只能聽一半了。

26日中午，在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文化展示長廊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展位，與英國伯明翰大學羅伯特·斯旺森教授不期而遇，分外高興，和教授來了一個大大的擁抱！因為我2009年出國時，正是斯旺森教授發(fā)的邀請函，我在伯明翰期間，教授多有關照，并兩次請我們上他家里做客，圣誕節(jié)前夕，還帶我們游覽伯明翰著名的Aston Hall，它曾用作英王的行宮，英國內戰(zhàn)期間被焚毀，之后又重建，Aston Hall獨具特色的燭光游覽，極富盛名。由于中午休息時間很短，我和教授約好回頭再聊。

26日下午，我參加的是第19場專題會議，其議題是“世界博覽會的歷史研究：對比較文化史的貢獻”，作為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總規(guī)劃師，同濟大學吳志強教授演講的題目是“上海世博會及城市未來”，他以豐富生動的例子闡明了世博會對上海發(fā)展的影響，提及“綠色建筑”等有趣問題，指出中國城市面臨由勞動型城鎮(zhèn)化向智力型城鎮(zhèn)化的轉變，進而將《孟子》中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演繹為“勞心城市治人，勞力城市治于人”，建議上海向“勞心城市”發(fā)展。瑞士弗里堡大學的Claude Hauser教授也是本場專題會議的發(fā)言人之一，茶憩時，我向他探尋曾在弗里堡大學求學并獲得博士學位的閻宗臨教授的情況，因為正在讀閻守誠先生為其父寫的傳記《閻宗臨傳》，可能由于中文姓名發(fā)音的關系，Hauser教授說他并不清楚，不過，他指導的學生正在研究曾在弗里堡大學求學的中國留學生。

26日晚上，是首屆“國際歷史學會—積家國際歷史學獎”頒獎典禮，來自法國的塞爾日·格魯津斯基教授摘取了這頂“史學諾貝爾獎”的桂冠。不過，我并沒有參加頒獎典禮，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召開也為史學工作者的小聚提供了機會，我和陜西師范大學、武漢大學和山東大學的幾個同仁一起去喝茶，誰說學歷史的就不文藝范兒？品飲間我們談論最多的是黃易的《大唐雙龍傳》和《蔣勛細說紅樓夢》，也提到了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

27日上午，我參加了第25場專題會議，其議題是“宗教研究在理解古代歷史中的作用”。會議開始前，碰上四川大學的三浦國雄（Miura Kunio）教授和山東大學的西山尚志（Nishiyama Hisashi）老師，我向他們詢問已松總三郎的情況。已松總三郎是1939年河南省輝縣偽縣長白雪亭在《治輝一年報告書》中提到的日本顧問，該書現(xiàn)藏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的中日圖書館。兩位學者說如果有已松總三郎的消息時，會和我聯(lián)系。四川大學姜生教授演講的題目是“漢代《山海經(jīng)》信仰的傳承：來自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T型帛畫的證據(jù)”，由于帛畫較大，難以在電腦上全面清晰地展示，所以姜生教授展示了三幅巨大的T型帛畫，一幅彩色，一幅白描，一幅示意，讓人耳目一新，記憶深刻?？磥恚娔X有時也并不是萬能的。四川大學馮渝杰老師演講的題目是“傳達天意的管理者：東漢末年隱士的政治參與”，我感興趣的是唐朝的隱士，唐詩中曾描述，讀書人如果當時無望仕途，就到終南山歸隱，歸隱的目的是成為著名隱士，這樣朝廷就可以征召他們入世，他們目前的隱是為了將來的不隱，所以我的問題是東漢的隱士與唐朝的隱士之間有聯(lián)系么？馮老師給出了肯定的答復。

27日下午，我參加了國際歷史學會附屬組織之一——國際基督教史研究委員會的第一場會議，會議的議題是“本土化”。美國霍普學院華裔學者Gloria Tseng演講的題目是“20世紀中國基督教的本土化”，她列舉了一些信奉基督教的著名學者，說明他們在中國基督教本土化中的作用。提問環(huán)節(jié)，我的問題是：中國教堂老年人居多，那么這是否有利于中國基督教的本土化？Tseng女士說當然是教堂中年青人多了更有利，因為年輕人有精力，并根據(jù)自己的經(jīng)歷，說中國教堂中的年輕人要比美國的多些。然而，如果考慮一下中國龐大的人口，計算一下教堂中年青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再加上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tǒng)，恐怕Tseng女士的說法還是要再斟酌一下。既然是基督教史的會議，就可能碰上宗教人士，茶憩時，我就碰上西班牙高等科學研究理事會的Anton M. Pazos先生，他就是一位天主教人士。

27日的晚間會議，是“全球聯(lián)絡：下一代（墻報）”，本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面向全球征集研究生創(chuàng)作的墻報，邀請優(yōu)秀墻報的作者參會，我認識的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陸一歌博士的墻報就入選了優(yōu)秀墻報。27日下午，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給優(yōu)秀墻報創(chuàng)作者留出90分鐘的時間，讓他們在自己的墻報前向觀眾做進一步的解說。這次的晚間會議，由四位評議人對一些精選的墻報進行評議，現(xiàn)場人頭攢動，氣氛熱烈，評議人細心點評，創(chuàng)作者認真聆聽，點評結束后，與會者久久不愿離去，又在感興趣的墻報前，與創(chuàng)作者，與點評人，與感興趣的觀眾進行探討。這種使研究生、點評學者以及熱心觀眾充分交流的組織方式，效果良好，值得借鑒，畢竟任何一個學科的發(fā)展，都需要不斷補充新鮮血液，古老的歷史學科更是如此。

28日上午，我參加了國際歷史學會附屬組織之一——國際歷史教學法學會的第二場會議，會議的議題是“歷史教育中誠信觀念的重要性”，英國東盎格利亞大學Terry Haydn先生演講的題目是“誠信：學校歷史教育中被忽視的一面”，由于我要約斯旺森教授共進午餐，因此茶憩時沒能請教Haydn先生一些我感興趣的問題，我們約好用郵件聯(lián)系。

28日中午，斯旺森教授、南京大學于文杰教授共進午餐，我有幸作陪，兩位教授商討了進一步合作的前景。我則和教授聊起了伯明翰的往事，伯明翰大學曾是英格蘭盎格魯—撒克遜史研究的重鎮(zhèn)，但2014年泰斗級的尼古拉斯·布魯克斯教授去世，另一員悍將Steven Basset也于2011年退休，目前伯明翰大學歷史系竟沒有一位專門研究盎格魯—撒克遜英格蘭史的學者，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布魯克斯教授生前雄心勃勃地整理Anglo-Saxon Charters的計劃，也由于缺乏資金，出版周期拖長，更令人徒生無限感慨！

28日下午，我先跑到南郊賓館，參加國際歷史學會附屬組織之一——寫作、閱讀和出版史研究會的第三場會議：“書本和出版史研究的跨國視角”，由于會議語言是法文，對我而言無異是天書，所以又折回山東大廈，參加了國際歷史學會直屬組織之一——國際公共史學聯(lián)合會的第三場會議，題目是“數(shù)字化公共史學”，美國西弗羅里達大學Patrick Moore演講的題目是“歷史類應用軟件《下個出口的歷史》的多面孔：教室與社區(qū)”，介紹了將智能手機app應用于公共史學的案例。提問環(huán)節(jié)，我講了一個小故事，并提出我的疑惑：我認識一個民間收藏人士，他收集有千余件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物品，每次訪客到他家里，總要穿上日軍制服，揮舞日軍武器，他們認為這就是抗日戰(zhàn)爭，可是由于收藏者是退伍軍人，文化水平不高，他竟不能釋讀已收藏的一塊抗日戰(zhàn)爭時期重要的石碑，所以有些錯誤的知識在他們中流傳。因此我問：公共史學的領導者是歷史學家、歷史教師，還是收藏家？公共史學的目的，是要告訴人們一些關于歷史的知識，還是要傳播正確的知識，進而有新的發(fā)現(xiàn)呢？圍繞這個問題，一些學者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想不到，一位日本學者也參加了這場會議，他就是日本東北大學的小田中直樹教授，會后，他主動找到我，討論我在會議期間的提問。我當然不會錯過向教授詢問有關已松總三郎的情況，教授非常熱情，掏出隨身攜帶的筆記本，在日文Google中搜索。教授說在日文中，已松總三郎，有時會被寫作乙松悅三郎，只是日文Google中也沒有明確的線索，教授說如有消息會和我聯(lián)系的。小田中直樹教授來自日本的仙臺，于是我們就聊起曾在仙臺求學的魯迅先生，以及他的名作《藤野先生》，教授對兩人都很熟悉，侃侃而談，讓我長了不少見識。

28日晚，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已近尾聲，許多國內外學者已經(jīng)離會，但是以“歷史和倫理”為題的晚間會議依然吸引了大批聽眾，諾大的山東大廈山東能源廳已經(jīng)坐滿了，有些人只能站在后排，主辦方不得不臨時運來些椅子。會議召集人為韓國學者，主題發(fā)言人為德國學者，題目是“歷史學的跨國轉向——新的倫理挑戰(zhàn)”，四位評議人分別來自美國、德國、土耳其和日本，小田中直樹教授即為日方評議人，這種使多國學者參與的設計，充分體現(xiàn)了該議題的跨國性。會議的間歇，我偶然碰上國際歷史學會主席瑪麗亞塔?希耶塔拉女士，以及國際歷史學會秘書長羅伯特·弗蘭克先生，便請求與他們合影留念，他們爽快地答應了，這真是一個大驚喜！本場晚間會議，是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最后一場學術討論會，歷時六天的史學盛宴即將拉上帷幕。

8月29日中午，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閉幕式，在山東大學中心校區(qū)圣昆侖音樂廳舉行，由于到會場較早，我們便到山東大學正門附近的書店看了一下。等我們返回會場時，圣昆侖音樂廳已經(jīng)坐滿了人，我們到分會場觀看了直播。國際歷史學會主席瑪麗亞塔?希耶塔拉女士為研究生墻報的兩名優(yōu)勝者頒獎，中國歷史學會主席張海鵬教授則自豪地說，中國兌現(xiàn)了2010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第21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時的承諾，辦好了這次大會！午餐時，碰上韓國首爾國立大學的兩位博士生，一位是地道的韓國人，一位則是日本人，離別之際，一個中國人，一個韓國人，一個日本人，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英語是我們共同的交流媒介，不能不感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神奇！

在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召開之際，山東大學課題組翻譯出版了前國際歷史學會主席卡爾·迪特里希·埃德曼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百年歷程（1898—2000）》，書中稱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為“歷史學家的全球共同體”，當中國日益走向世界的時候，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濃郁的齊魯大地、孔孟之鄉(xiāng)，更多的中國學者參與到這個“歷史學家的全球共同體”中，意義非凡，值得紀念。

與國際歷史學會主席瑪麗亞塔?希耶塔拉女士、秘書長羅伯特?弗蘭克先生合影